营口1979

我的童年(下)

汽车沿着“哈大道”一直向北，穿过了好多的山，来到了海城县城，再西行十里地，到了验军公社大甲村。这是海城最大的一个自然村，有十八个生产队。在一个大院门口汽车停了下来，一时间有好多的小孩围着汽车看，那时这里人对汽车也感到很新鲜。我们住的院儿过去曾是一个上中农的房舍，上屋有五间大瓦房，西下屋有三间土草房，曾是主人雇佣临时短工和放物品的地方，北边的一间半住着一户人家，南边的一间半就是我们的家。由于长年不住人，屋里阴暗潮湿，土墙皮直往下掉，原来的窗户已没有了，是我们带去的窗户，下边是玻璃，上边糊的窗纸。对面家有五口人，两口子和三个小孩，大孩子是个女孩，和我同岁。女主人有残疾，一只眼睛。

  亲戚朋友们帮助我们般东西，我大姨住在东院，忙着做饭招待客人吃午饭。谁也没注意那两个工宣队员的去向，谁知两个阴险毒辣的家伙，这时跑到大队部，拿着单位介绍信，对大队长和大队支书说：崔秀英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，她是走资派，她的丈夫是历史反革命，“文革”中畏罪自杀，她本人对党和毛主席怀恨在心，是监控对象，在你们这要严加管制。当时村里人都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，我们还不知道。

 按规定，队里分给了我们家自留地，可我们什么也不会种。哥哥只有十五岁，但个儿已长到一米七八，很壮实，在中学上九年级，还差一年毕业。他懂事地对妈妈说：“我不上学了，就在家里干活吧。”妈妈不同意，她说：“再苦也得让你把书念完。”姐姐也说：“不如我也把关系转到这里，咱们一家人好坏都在一起。”妈妈说：“你在那里将来回城的希望大些，到一起可能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”姐姐牢记着这句话，回去以后拼命地干活，连过年都不回家，只是为了好好表现，能早日抽调回城。

过了暑期，妈妈就把我和哥哥送到了学校。我终于可以上学了，乐得我一夜都没合上眼，翻来覆去地把书本、文具盒拿出来看。书包是从合作社买的那种碎花布包，文具盒是哥哥用过的绿色的塑料文具盒，上面是北海白塔的图案，我非常喜欢，一直用到我上大学。记得那一天，我跟着妈妈来到了学校，班主任老师三十来岁，她上下地端详着我，对我这个城里来的小孩有几分好奇，她问“你会什么啊？”“我会写字，会算术，还会唱歌。”我快速地介绍自己。“哦，那唱首歌给我们听听。”老师非常感兴趣地说。我看看妈妈，她投下了赞许的目光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声情并貌地唱了起来：“我家的表叔，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谁说是，谁说是亲戚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戚还要亲！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旁边已围了一群的老师，他们为我这维妙维俏的表演而引俊不禁，“好，再来一个！”“八年前，风雪夜，大祸从天降……”在掌声和鼓励声中，我连唱了好几首。从李铁梅，到小常宝再到阿庆嫂，那几首样板戏我早已记得滚瓜烂熟，唱起来是轻车熟路。我对音乐的感觉好象有天赋，模仿力也很强，收音机里的歌，听几遍就能唱起来。只听我的老师说：“唱得好，这孩子很聪明，就做我们班的班长吧！”我就这样被“提干”了。我来到了班上，同学们正在排队，老师让我出来领队，我高高的个子，站在同学之中，真有点鹤立鸡群之感。

  我们家缺少农田里的劳动工具，在城里曾准备的一些工具象镰刀、锄头等，可到乡下一用，那些城里的东西根本不好使。哥哥很腼腆，一到用工具时，就喊我去借。这些活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我一溜小跑地很快就能把东西借到。我还学会了推独轮车，开始咧了歪斜总要摔倒几次，谁能相信我那和包米芥差不多粗细的胳膊，后来竟也能把独轮车推得平平稳稳，比农家小孩还能推的好。那时没人给我灌输魔鬼、豺狼这些东西，我什么也不怕。夜里走在黑暗的乡间小路上，我常常去队里接妈妈回家，而妈妈有我在身边，仿佛什么也不怕了。

   到秋收时节，学校要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去劳动，我们一年级的同学，到大田里去拣麦穗、拾柴火。我总是跑到最前边，收获也最多。生产队在秋天分给每户柴火以备过冬，每家都要把柴火剁成柴火垛，哥哥也按者别人家的做法去做。一天，哥哥的两个同学到我家来说：“大婶，你家的柴火剁的不对，这样下雨之后柴火会烂掉的，我们帮您剁吧。”原来农活样样都有讲究。我们家种的菜，无论是黄瓜还是茄子，都长不大。黄瓜是往横了长，茄子只有粗细没长短，土豆小的象葡萄串，别人看了都窃窃失笑。乡亲们非常淳朴、善良，我们和他们逐渐融洽了，那些善良的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 对面房的婶婶虽然眼睛有残疾，但人很能干，也很热心，给我们很多的指导。妈妈说，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去年我和妈妈特意回去看望他们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大甲村已经富裕了，过去的房子全没了，大姨家也盖了五间楼坐，敞亮气派。只有村口的那条小路还在，它留下了我们过去艰辛的脚印。

 我们家里和农民的家一样，烧大锅作饭，往灶堂里添柴火，一锅里菜饭都出来了，菜是土豆、云豆，或茄子，主食是玉米饼子，往往是妈妈作饭，我烧火拉风匣。我不喜欢吃玉米饼子，妈妈常常给我再蒸碗米饭，好多人家的小孩都羡慕我这种特殊的待遇。

 冬天来了，那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，我们的屋子里四处透风，墙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搪瓷缸里装了水，第二天会冻出个尖尖。为了给我们取暖妈妈把砖头烤热以后，用布包好，放在脚底下取暖，有一次砖头太热，把床单烤糊了，那时我们连热水袋都买不起。夜里常常被冻醒，这时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取暖，默默地期盼着：长夜啊，快点过去吧！

 春节到了，妈妈带我们回营口过年，到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坐火车，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。我们向北行，寒风刮在脸上，刀割似的疼，我的手脚几乎冻僵了，到了车站我就象到了生命的极限一样，再也走不动了。那一年春节，姐姐没有回家，她为了好好表现，和贫下中农在一起，在那更恶劣的环境里苦苦地煎熬。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去邮局给姐姐打电话，等了好久好久，电话接到了公社里，就再也没法往下接了，我见妈妈的眼泪成串成串地往下掉，那一个年我们过的很苦。

 我们家那台和我同龄的收音机坏了，说起来和我有关系。我常常愿意自作主张地“修理”收音机，没事就把后盖打开，这看看那摸摸，有一点小故障时还能排除。在我的“关照”下，它终于不响了。春节的时候，哥哥费了好大劲，来回的背着，终于修好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了个好运气，碰到同村的一个大哥上县城里送东西，推着独轮车往回走，他看见我们艰难的步履，主动和我们打招呼，让我们把东西放在车上，还让我坐在车上。

 我在班级里坐在最后一排，应该说我那时的水平上二年级富富有余，开始我还能耐着性子听老师讲课，后来我实在是耐不住了，上课不听老师讲课，在下边玩，老师常常课后告诉我：“你是班长，应该以身作责。你看别的小朋友都还坐的笔挺笔挺的。”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，但就是管不住自己。因此我在班级的威信并不是很高，但我的成绩永远是第一，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。特别是音乐老师喜欢我，常常让我单独唱首歌，我最爱唱的就是那首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在公社汇演的时候，我是唯一的一年级学生，还在前面作领唱。我记得那歌是“我是公社小社员”，我模仿着木偶戏的动作，逗的观众哈哈大笑。学校里缺老师，妈妈被临时派到学校当六年级的代课老师。这时不知哪个文工团来公社学校选人，要三、四年级的学生，基层学校推荐，有一位老师说：“我看就莹昕行。”妈妈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有一次，学校里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到县城里去看电影，妈妈也把我领去了。是一个样板戏，那时除了样板戏没别的电影，但对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农村，也是一次很奢侈的享受。那天看完电影后，妈妈领我去逛商店。在商店里，我看见了一个红灯式的口琴，和红灯记里的红灯一样。三毛多钱一个，是绿色的外客，红色的灯罩，特别的艳丽，我一眼就相中了，非让妈妈给买不可，不买就不走。买回家之后，爱不释手。我梳着一个大辫子，拿着红灯，就象红灯记里的铁梅。记得有一次，部队野营拉练，那时来了好多好多解放军，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，大姨家也住了一些解放军战士，他们帮助大姨家扫地担水，我也来到大姨家，给他们做了好多即兴表演。我们用的是井里的水，每天哥哥要到几百米外的地方去担水，冬天里，井口很滑，结下好多冰。而我也能挑起水桶里四分之一的水慢慢地回来，当然中间我要歇好几起。

  不知为什么，妈妈不愿意在学校里当老师，宁愿到大田里去劳动。她多次找到领导说：“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应该和贫下中农在一起。”可能过去她在学校里受到太多的伤害，以至于以后她坚决不让我们当老师。

      我的哥哥是一个非常憨厚的小伙子，有一次他拿给我一本小人书，是«三国演义»里的一个故事《三气周瑜》，我第一次看到古典小人书，也第一次知道诸葛亮，不过我有点不喜欢诸葛亮，觉得他不光明磊落。我喜欢周瑜，很多原因是因为他漂亮，这种印象一直保留到现在，看三国，我总是倾向孙权。我被三国里的故事深深地迷住了，不停地缠着哥哥问这问那，哥哥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好多好多故事，那栩栩如生的人物，就象在我面前，特别是曹操刺董卓那段，我仿佛看到了少年英雄曹操，勇敢多智而又残忍多疑。我着迷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应该说哥哥是我的历史启蒙老师。哥 哥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，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人们对学习根本不感兴趣，可他没事时就做数学题，是一个高才生。一天，他们班的班长来到我们家，对我妈妈说：“大婶，赵毅在班级表现不错，准备发展他入团，但有些事情应该和组织讲明，不应该隐瞒。”妈妈好生差异：“我们隐瞒了什么？”“比方说赵毅爸爸的死因，和队里讲的不一致。”妈妈第二天就到队里找到支书，支书说：“你爱人畏罪自杀，是你来的时候你单位的人亲自讲的，他们还拿的介绍信。”等真像大白的时候，老乡们都非常气愤，他们说：“崔老师，你泥里来风里去的，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清楚，今后谁要再欺负你，我们不能饶了他。”

      用刚强来形容妈妈一点也不过分，别的“五七干部”（当时叫下放的干部）根本不去队里干活，或是点一个卯就走了，有的干脆称病在家。队里也知道这些人都有一些原因，也没人认真。妈妈从来的那天开始，天天到生产队去上班，和农民一样到大田里去干活，起早贪黑，晚上还要到生产队开会。那时我也常常跟着妈妈到队里开会，很晚才回来。

      我们所在的公社有二百多“五七干部”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组织大家集中学习，都是在海城城郊的部队军营里。海城有好多驻军，三十八军？或是三十九军。过去是属于四野的野战部队，林彪的直属。妈妈每次集中学习，都把我带在身边，白天我就在军营里跑。那些士兵多是四川人，个子都矮，我可以看见他们训练，吃饭等活动。他们休息的时候，愿意逗我玩。“洋娃娃”，他们这样叫我，“给我们唱一个歌。”还送我好多子弹壳。“五七干部”有自己的领导，他们大都是从鞍山下放来的，大部分是“鞍钢”的中层干部，因为受到排挤而被赶到农村来接受“贫下中农”再教育。他们非常同情妈妈的遭遇，从各方面给予很多关照。这里要说的是公社的党委书记，亲自过问我们的生活，看到我们的居住条件很差，就帮助我们解决困难。第二年，我们租了一间房子，年租是六十元，可我们还是拿不起，公社就从给“五七干部”的拨款中，帮助我们解决了。我们家般到了一个独门独院的茅草房。院子里有梨树、杏树、枣树、和樱桃树。我真如鱼得水啊，每天爬树摘果子，忙的不亦乐乎。从八月份就开始吃苞米，一直吃到十月份。最让我难忘的是，我可以单独做饭了。那时我八岁多一点，在一个大锅里，四周贴的苞米饼子，里边做的是土豆和云豆。我高兴的在日历上作了记号。那时我还常常拿着新下来的玉米，用水磨来磨成面。我推着磨盘转圈的走，不停地往磨孔里放玉米和水。但是这种做法是很费粮食的，可非常好吃。

       记得那是一个“五一”节，学校里放假，天下起了小雨，中午时分，雨过天晴，我看见妈妈拿着锄头往外走，就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是五一节，怎么还去干活啊？”妈妈说：“你知道五一节是什么节？”我说：“是劳动节。”“对，劳动节只有劳动的人，才有资格过节。”“那我也要去劳动。”“好啊。”我欢快地跟在妈妈的身后，沿着村边的小路，向大田里走去，池塘边的小溪在哗哗地流淌，远处的群山在树影中郁郁葱葱，树上的鸟儿在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，雨后的田野格外地宁静。我唱着歌儿，在前面欢快地手舞足蹈，多么美的画面啊，那一时刻永远凝刻在我的心中。阿姨们看见了我，把槐花摘给我吃。“大学生来了？”叔叔们和我开玩笑。那一天是种苞米，叔叔们在前面挖坑，距离是半尺左右，阿姨们在每个坑里放进三粒种子，先用脚把苞米培上，再施肥料，浇水，然后把坑添好。我的任务是放种子，每个坑里放三粒种子，休息的时候，自然少不了要高歌一曲。那时候人被分成好多等，离我们不远，有几个人一声不响地干活，谁也不和他们讲话，我觉得奇怪，就悄悄地问妈妈：“那些是什么人？”妈妈告诉我：他们是四类分子。就是所谓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我看到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姑娘，人也很漂亮，我不明白，她坏在哪？那一次劳动，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体验。

      那个年代的歌曲很少，都是样板戏。有一首歌曲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就是西哈努克写的“敬爱的中国”，在一次学校的文艺演出时，我演唱了这首歌：“啊。敬爱的中国，我的心没有变，她永远把你怀念……”优美的童声,没有任何伴奏，通过扩音器，传到了村里，那是我童年中值得骄傲的回忆。

      我小的时候好动，也很调皮。我和小朋友们玩调皮筋，因为我的个子高，皮筋就举的高，所以小朋友们不愿意带我玩，一次我非常地恼火：你们不带我，我也不让你们玩好。我就给他们捣乱，这时碰巧我哥哥挑水过来看见了，立刻叫住我，还把这事告诉了妈妈，遭到妈妈的严厉批评，以后收敛多了。

      还记得我们那时都是学习小组课外写作业，每天的课程不多，课外的时间很多，因为我家里没有小孩，小朋友们愿意到我家里写作业。从小的时候我就不会笼络人心，和小朋友们没有特别好和特别坏的，而那时好多同学已经拉帮结伙的有自己的“势力范围”了。一天下午，我在家等同学来写作业，老半天也每见一个人影，我好纳闷，是不是我记错了？我跑到隔壁院的学委家去问，结果发现小朋友们已经在哪写作业了，还没等我说话，一个小朋友就说：“为什么叫你来你不来？还是班长呢，明天和老师说去。”原来是学委搞的小动作。她和小朋友们说：“今天在我家写作业吧。我去喊她过来。”谁知她根本没去喊我，还和小朋友们说；“我喊她不来，真不象话。”她对班长的位置已经垂延很久了，没想到那么小的年纪，就已经有那么大的心计了。

      我妈妈被派到青年点，管理知青。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名知青，大部分来自鞍山，他们集中住在村前，都和哥哥姐姐差不多。远离家乡亲人，在一起生活很苦。妈妈就象母亲一样关怀他们，做什么好吃的，就让我去叫他们来吃。我和他们相处的也非常好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要到青年点去玩。张献忠大哥哥和明末的农民领袖同名，他是青年点的点长，是我的最好朋友，常常给我拉二胡听，还教我吹口琴。记得还有一个哥哥姓王，经常只干半天活，我给他起了外号叫“王半天”。那些女知青也常常来我家串门，和妈妈探讨一些文学作品。我常常听她们探讨“红楼梦”，我很留意她们的谈话，我知道红楼梦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（那时还是禁书），内容我早就从谈话中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看见她们激动处泪眼涟涟的，我想，这书真有魅力，越发感兴趣。我还看了他们画的红楼梦的家谱，对我影响很深，以后我只要看到红楼梦有关的文章，都非常地留意。直到现在我快成半个红学家了。那一年，部队来征兵，张献忠哥哥和几个知青报名参军走了，我很失意，想着送给他什么礼物？我到合作社买了铅笔和笔记本，还在本上写了留言，临他走的前一天来我家告别时送给了他，那一时刻我看见他有点哽咽了，把口琴送给了我。到了部队还给我们来过信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们。不知道他们现在好吗？

      由于我的“突出”表现，班上的小朋友们不太拥护我，我在班级干部选举时，没当上班长，改当文艺委员了。那时学校里冬天生炉火取暖，我们轮流值日，当班的时候就从家里拿些苞米解，农村的小孩都很能干，这点活对他们不算什么。

      老乡们看到我妈妈有文化，又能干，很尊敬她，常常让妈妈带笔写东西，有一个大娘家里出身高，人也很古怪，养了好多的猫，拿猫非常为重，谁也不给。一天主动对妈妈说：我看你姑娘喜欢猫，就把这只小猫送你吧。我们受宠若惊，小心翼翼地把猫抱回家。那是一个小花猫，非常非常好看，我是亲手把小猫喂养大的，我常常到池塘里去抓鱼回来喂它，每天它都要和我睡在一起。

     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不是姐姐吗？姐姐怎么回来了？我高兴地跑了过去，“姐姐！”姐姐和妈妈在园子里干活，出乎意外地姐姐好象很不开心。原来姐姐所在的青年点有一个抽调回城的名额，经过推选已经选为姐姐回城，可是到了公社，有人说姐姐的家庭背景不好，爸爸是历史反革命，就被取消了资格，姐姐很绝望，没请假就搭车回到了家里。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，我们一家人吃过了晚饭都觉得心情很沉重，这时生产队来人通知去队里分豆子，别人家分东西，都是从工分里扣。而我们家里没有工分，要拿现钱。那时家里很穷，几块钱也拿不出来。队里已经通知了好几次，我们也没去领，姐姐不解地悄声问我：“我们怎么不去领？”我说：“家里没有钱。”一夜姐姐没有一句话。第二天，姐姐就决定回青年点了，我和妈妈到村口去送，那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通往县城，两边全是玉米地，我看着姐姐渐渐地远去，消失在青纱帐里。妈妈没有掉泪，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她的内心已经非常坚强。

     妈妈一辈子非常地要强，可是由于爸爸的影响，虽然一直在政治上要求进步，但始终没有入党。妈妈为这事一直耿耿于怀，她要争口气，也给儿女在政治上有个好的环境，她努力地工作，起早贪黑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受到了老乡和“五七干部”的一致好评。终于有一天，妈妈在党旗下宣读了誓言，她付出的是别人几倍的努力。在周围的环境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包括那些迫害过她的人，都不得不发出了感叹，这女人真刚强。

     哥哥初中毕业以后回到了生产队里干活，我觉得哥哥非常能干，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，在家里为自留挑水灌溉，我呢，就在一旁拿着小铲子给庄稼松土。水要去几十米以外的井里挑回来，三伏天，汗水顺着哥哥的脸往下淌，他只带着一个草帽，来来回回往返于农田里，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那时他只有十七岁，是我们家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

      这个时候，“五七干部”开始有返城的了，由于妈妈表现好，被当地县里作为留用人员，就是说不能列为返城人员的名单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没有机会返城了。消息传来，妈妈第二天就带着我，来到了县里、市里，找有关的人员，她不甘心她的儿女永远在农村里生活，她尽了最大努力，终于打动了有关人员，她的命运总是坎坷不平。

      有一天家里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，打开之后，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姐姐已经被招工抽调到大连，为了怕象上次那样中途有变，姐姐事先没敢告诉家里，直到到了大连，才给家里写信，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件好事，妈妈激动的泪流满面，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我高兴地在地上蹦啊跳啊，妈妈直问我：“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是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真的，不信你掐掐你的手。”妈妈掐掐手说：“是疼。”夜里，我们反复地看那封信，恐怕有半点纰漏，我们感觉到苦难就要过去了，命运开始转折了。

      那一年，部队又来征兵，我哥哥和他的同学都积极地报名，哥哥非常想参军，部队的人对哥哥也非常满意，哥哥每天美滋滋的，好象就要穿上军装走了，可是政审的时候，哥哥又被刷了下来，那一天哥哥蒙着头哭了，眼睛哭的好肿好肿，他的又一个美梦消失了。

      “五七干部”当中有个大连人，在农村患了精神病，公社决定让妈妈陪她回大连看病，也是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为了照顾妈妈，让她顺便看看姐姐。妈妈就带着我一起上路了，那是我第一次来大连，第一次看到浩瀚的大海，心里说不出来宽阔，我感到了宇宙的博大。姐姐的单位就靠在海边，这一次来大连使我终身难忘，我闹出了不少笑话来。当我坐有轨电车听到鸣笛声，我问姐姐：“姐，是谁在吹笛子？”把姐姐逗得笑弯了腰。姐姐的工厂是个石油行业，管理很严，出入都要出示工作证，小孩是不得出入的。一天姐姐领着我到工厂后边的炮台山上，指着山下对我说：“那就是我们车间，那个小楼就是我工作的地方。”我暗暗地记住了，第二天 ，姐姐上班以后，我悄悄地来到山上，顺着山往下走，到了山根底下，有铁丝网，我很轻松地钻过去，按着姐姐指给我的方向，找了过去。当时我觉得工厂里的行人都奇怪地看着我，我顾不得这些，快步来到了姐姐的工作地点：“姐姐”我喊道，一时间姐姐都呆了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周围的工友都围过来看我，当听完我的叙述后，都面露惊谎的表情。原来我钻的是电网，以前曾电死过人和一条狼，姐姐吓的都掉下了眼泪。好多年以后我考上了大连医学院，工友们还问：“ 就是那个钻电网的小女孩？”

     姐姐那时是个学徒工，每月的工资只有十九元，外加保健费七元，应该说刚刚够自己的生活费，可懂事的姐姐总是省吃俭用把钱贴补给家里。我身上所添的新衣服和鞋子几乎都是姐姐买的。有一次，姐姐献了血，把献血补发的营养费和食品，一股脑的拿回了家，还给我买了花衣服，妈妈含泪对我们说：“这真是你姐姐的血汗钱啊。”

      我的小花猫在我的呵护之下，已经长大了，她非常漂亮，毛色是灰白相间。白天她象个大懒虫，呼呼地睡觉。夜里就来了精神，在外边疯跑。它很爱干净，常常自己洗脸，收拾卫生。要是看见老鼠，它的眼睛就立刻闪亮，“飕”地一下敏捷地串了上去，一下子就把老鼠抓住，绝不手软，让人看的眼花缭乱。每天天一亮，它就来到我的头前，咪咪地叫，好象是说：该起床了。别人不是那么容易接近它，它对我却非常温顺，它是我的好伙伴。

      到年跟儿底的时候，农民家里都要杀猪了，他们请一个专门杀猪的屠夫来杀猪，先把猪倒挂起来，然后拿一把又长又尖利的刀，对着猪的脖子，一刀捅下去，随着猪的一声声尖叫，鲜血顺着猪的脖子流了下来，接在一个盆子里。再把猪的内脏抛开，把小肠洗净，灌上猪血就是血肠了。每到杀猪的时候，一般都要把亲友叫来，吃上一顿杀猪饭，那饭菜里有猪肉酸菜粉条，非常地香。农民家里娶亲的时候，也非常热闹，一两块钱就可以凑个份子，四人一座，八个小碟，盘子非常地浅，几小块地瓜片，几个干果都可以凑盘菜。

       那是七三年的春天，我们家终于被批准返城了，经过了三个春夏秋冬，我们和乡亲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，那一天来了好多的乡亲为我们送行。可是我的猫咪却丢了，原来妈妈说服我，到了城里不适合养猫，把猫咪送给了别人。我们为猫咪找到了一个好人家，临走的前一天猫咪被抱走了，可是它半路上却跑掉了，哪儿也找不到。我深深地懊悔着，为什么要把猫咪送人呢？汽车缓缓地启动了，我的姨妈高声说道：“谢谢乡亲们，谢谢父老乡亲这几年对我姐姐一家的关照，我给你们鞠躬了。”我们早已经热泪盈眶了，在这片黑土地上，我们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练，对我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，留着我难忘的记忆。而此时我坐在驾驶里，心却在呼唤：“猫咪，你在哪儿啊？”